2020後的台灣

長遠勝利的意義

2016年蔡英文勝選時,我曾經簡短地評論過當時民進黨政府將推動的科技產業政策

從一個國家的格局來看,產業發展是連續性的,而且是牽動全國各面向的考驗,並不是選舉結果和口水政策可以改變的。

言歸正傳,2020年蔡英文創紀錄高票當選,整體而言對於台灣是個相對好的結果。但是,在此也能看出台灣產業和政治的慢性病:朝令夕改、缺乏遠見是政治常態,政治生態淪落於輿論中反覆翻滾。與其說是兩黨政治沒有給我們機會,不如說絕大多數選民的口味造就了台灣的民主政治文化。

如果你的論述是非韓即蔡,那你可以大方地離開,這篇文章的受眾不包括你;但如果你有意深入探討台灣產業與政治發展更深層的意義,那這篇文章或許值得你花時間一讀。

統獨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裡

要說到這次選舉,或許會令不少人感到驚訝的一句話,就是:其實不管是韓還是蔡勝出,其實都不會決定性地改變兩岸關係。雖說一邊是親中,一邊是保台,但事實上,事實上在未來十年內會明顯改變的除了一些經濟政策和局部的經貿政策以外,兩岸關係的主導權不在台灣手上。

許多人以為只要蔡勝選,就會將台灣帶向主權獨立正常化一途,其實這種信念意味著大部分台灣人對於台海情勢的誤判。

首先,今天的中國不是1980年代的中國,賽局自然與昔日不同。80年代的中國與台灣的經濟實力相差沒那麼大,而且要論軍隊,台灣方面的素質還明顯勝出。當時的中國和台灣其實都是美國的地區性代理人,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爭奪「中國正統」的對立陣營,其實更像美國反恐戰爭中的庫德族和土耳其兩盟友,之間的任何嫌隙會被美國協調、壓抑住。

今天的中國不同,其軍事實力不同以往,經濟實力也多少能左右世界政經脈動。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強權,台灣在世界上的政經實力卻仍然在地區性代理人的階段,早已不是中國的首要之患。

中國領導階層主流的對台政策其實是「無限期維持現狀」。中國方面不希望看到台灣正式獨立,但是同時也不希望統一台灣。

聽起來很矛盾,不是嗎?其實一點也不矛盾。

台灣人乃至世界各國人對於中國的誤判,就是假設中國是一個積極想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強權的新興政權,但事實上中國高層對此事沒多大的興趣。華夏文明在有史以來都是在天然屏障後、與主流歐亞文明隔絕的世界,只有在內亞民族政權時期才會積極向外擴張,在漢人領政時期建立的都是內向性的中央集權政治體系。

而中國延續了這個傳統,是一個可說是完全以鞏固內部政權為重的政權,並沒有主流歐亞強權那種稱霸世界的野心。如果從這方面來看,台灣獨立會加劇中共內部的政治矛盾,中國高層自然不樂見;而統一台灣,外交問題瞬間變成內政問題,產生的政治矛盾對中國的威脅會比讓台灣宣布獨立還慘。就好像現在香港的情況,如果是外交問題,文攻武嚇作作秀就結束了,但是今天香港是內政問題時,吞進肚子裡的民主毒藥是嚥不下去、吐不出來。因此,在中國自己的內部賽局中,維護台海現狀,是長期而言最有利的解方。

除此外,台灣對中國一點也不重要。

第二點,在現代要控制一個國家,經濟上的佔領遠比軍事上的占領還有有利。而台灣的經濟早已被中國滲透,中國領導人其實根本沒有意願武統台灣。同樣地,道理很簡單:台灣人這種模稜兩可的民族性和不確定的地位,提供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一個政治緩衝區;再者,若兩岸開戰,中共沿海的經濟中心受打擊受到的損失是會導致地區性崩盤、世界經濟蕭條,不符合中國也不符合世界主體經濟利益;最後,若論台灣的沿岸制空制海能力、中共的兩棲登陸作戰能力以及台灣海峽的天候狀況,其實中共在未來十年內是沒有軍事能力去武力占領台灣,除非中共內部面臨垮台因而狗急跳牆,否則根本沒有出兵台灣的意義。

第三點,台灣的主權問題在七零年代後的轉變、英國放棄香港主權(當時香港是殖民地,不是租界,並非中國口中的「歸還」)、以色列建國後六零年代的政經發展、土耳其近年的政權與軍事行為,其實背後的主導者都是美國。台灣與香港是美國與北約聯中制俄的陪葬品,而以色列和土耳其則是美國在穩定中東局勢的重要代理人。美國和過去的任何世界超級強權一樣,地區性的代理人一定是他信得過而且不能被挑戰的勢力。

從美國在七零年代放棄台灣和香港,以至近日為了重新拉攏土耳其而放棄庫德族人,已經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作為地區性勢力,雖然不能選擇下棋人的下一步,但是我們可以決定自己是兵卒、是車馬還是象砲

而台灣方面,推蔡英文確實是有利於台灣鞏固強化自己的地區性影響力,但是,光是口頭上討論改革、口頭上親美和向美國軍購是不足以在地區性賽局中立足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沙烏地阿拉伯,因為其軍事上無法鎮壓波斯灣和穩定中東情勢,美國因而進一步拉攏土耳其並繼續強化與以色列的合作關係。

我們如果不想要被人欺負,不能整天等著人來救我們,而是我們自己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自強,才能被徵招入隊。台灣目前因為美中貿易戰而得到美國讓利,但說直白點,台灣在自強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就連看似在鞏固主權的民進黨,對於整體的長遠經濟規劃,是非常茫然的。

2016年那一次看到台灣黯淡的產政經未來

說到經濟和產業,這就不得不回歸2016年選舉。當時,我對於政府提出最大的質疑,就是其亞洲矽谷計畫為首的產業政策,而完全不出意料,四年過後,甚麼也沒做成。其實知情的人,在2017年就看到其內部的混亂。

台灣的產經問題,如果要歸類為文化和經濟因素來討論,個人以為大致上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 產經勢力階級化未除,政治酬庸和家族世襲問題嚴重
  • 地方利益集團與犯罪組織根深蒂固,掌控台灣政治命脈
  • 基層勞工與人民缺乏政治發聲權
  • 政治缺乏專業性,行政與立法亂無章法
  • 商界缺乏專業性,未在管理方法和進行升級投資,營運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低落
  • 房產泡沫、壟斷市場銷售管道、壟斷資本市場造成的經濟租驚人

而如果要以一句話總結,就是台灣的產政經體系,長期以來都是被家族和地方派系勢力壟斷。

很不幸地,這類利益集團是台灣產經的核心,也是台灣兩黨政治的血脈。

此時,最令人憂心的是一例一休、年金改革、黨產處置、同婚立法乃至以核養綠等政策,都是屬於高曝光、中低政治資本的取寵政策,意思就是這些固然有其改革的意義在,但是其實其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這些在未來二十年內的格局上看來都是一些抓皮搔癢的小事,反而是上述的根本問題,執政黨也是完全不敢碰。就連自稱第三勢力和白色力量的政客,也在了解實情後怕得罪利益集團而一一退出深度改革的戰場。

這,才是台灣現在最根本的存亡問題。

政治宿命終歸文化,文化沉默於歷史包袱

說到台灣的政治文化,為什麼世界對於台灣的情勢,甚至連台灣人自己,都會有如此嚴重的誤判呢?

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歸咎於我們在閱讀歷史時常用的物質辯證法:認為只要特定的物質條件成立,就會有同樣的結果。過去歐美強權就曾經在中國內戰、越戰中因為誤判亞洲人的文化差異而吃過苦頭。

因此,要了解台灣的政經文化,不應該從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與地區去延伸,而是必須去考慮華人文化特異之處與其歷史痕跡。

首先,要先討論「華人」(或漢人)二字。其實,整個「中華」作為一延續的古文明的概念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以梁啟超為首的史學派確立的,而在往後的一個世紀,則是被當作事實陳述給後進閱讀。而事實上,針對政治、軍事、音樂、食物各類歷史做些基本的判讀,會發現其實所謂今日的華夏文明,其實真正自源自黃河流域的「漢民族」的文化恐怕連一成都不到。更況且,原本源自北方的炎黃子孫,多數早就在魏晉後死得差不多了,即使南移的人口,也跟其他民族(如羌人、越人)的後代融合。

真正的華夏文明,其實是千年來不同民族交融而成的結果,而且在不斷交融後,政經結構是不斷地從破壞封建制度而走向中央集權。尤其在隋唐後科舉制度成熟,更是將全國的利益分配透過官僚體系收編,形成了龐大且效率低落的中央集權帝國。在現在一慣的「中華古文明史觀」下,部分史學家喜歡標榜「中華」在古代和中世紀多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但是其實這論述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因為在沒有穩定的全球金融秩序和貿易系統下、而且仍處於農業社會的世界中,最大的經濟體其實就只是代表當地足夠的農作物和基礎工業產出,並不代表有資本、技術和政治文化輸出的能力,並不像今天能夠用量化的方式去衡量服務業的經濟價值。

所謂的「中華」,尤其是漢人政權,在歷史上多半都是在技術和政治文化上在歐亞板塊上相對弱勢的帝國。好在有戈壁、喜馬拉雅山和太平洋形成的天然屏障,因此在中世紀結束以前,華夏文明的政經文化還能夠繼續經營。而這種龐大的官僚體系,在過去沒有有效通訊、運輸和倉儲技術的年代,是不太可能去有效管理這龐大的國土,而這種文化下發展出來的社會自然會有一些副作用。

而這些副作用其實很明顯,可歸類為幾種:

  • 從官到民,充斥這管理無當、敷衍了事的官僚,打假球占大多數
  • 官場文化猖獗,現實中集團利益與官僚利益完全脫鉤,升官為主做事為輔(其實說難聽一點就是華夏文明中的官僚完全不排斥賣國)
  • 因為管理無當,衍生出大量後門組織、潛規則、地痞黑道等非主流來維持秩序
  • 習慣粉飾太平,拒絕政經各層級的透明化訴求

有些人會問到,難道其他文化中沒有嗎?

若要說直白點,如此極端的官場文化,還真的是中華文化的特色。

以與我們比較相近的日本而言,由於沒有科舉制度和保留尚武封建制度,日本的文化即使存在官僚,也未見集團利益和官僚利益完全脫鉤的情況。

而若討論到中亞和歐洲,這反差就更明顯了。地中海文明在相當於中華史觀中的春秋戰國時代時,也曾經歷過類似百家爭鳴的思想發展時期。而從哲學史來看,中華與內亞、歐洲文明的差異,就是在秦漢之後開始劇烈分歧。歐亞文明在西元後,進入了羅馬帝國獨霸的局面,但是雖同樣是帝國,西方社會在羅馬帝國時期已經積極發展憲政體系、分權監督的哲學和政治理論。這哲學脈絡從羅馬帝國發展到帝國淪陷,整體文明重心東移至拜占庭帝國與阿拔斯帝國,一路至奧圖曼帝國,再回到奧地利、法蘭西、普露士和不列顛帝國,都可以看到共和議會制度、司法獨立制度的逐步演進。而且以上帝國都是以多民族、多文化帝國的形式存在,甚至在分權體系下軍權、神權、內政行政權是由不同民族多數把持,也迫使這些社會中衍生出更完整的協議文化,故此對於學術思想和科技發展也是保持相當高的自由度。

反觀同期的華夏文明,自戰國時代後就逐步摧毀了封建制度和極力打壓集團分權共治。而哲學上,秦漢之後一路摧毀了名、道、墨等思想系統,在隋唐後的士大夫科舉體系下基本上已經將中華文化的基礎縮限於「儒表法裏」的框架中。除了南北朝、隋唐、元、清等胡人帝國時期帶來了部落分治為基礎的政治改革外,就只剩下宋明時期因為佛教入侵而觸發的理學和心學改革,但是卻未能動搖整體的士大夫政治框架。

這也是為什麼「當官」在華人社會中千年以來的形象,跟做事沒甚麼關係,反而是一種升官發財的手段。理學的程頤就曾在[論改學制事目]批評朝廷在增加鄉考試解額後,讀書人為了做官願意丟下父母去考試,到處奔波甚至不惜散盡家財,根本與儒家提倡之仁德背道而馳。

而千年在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的社會,短期內要能夠接受民主憲政的透明、分權、共議的精神,不是幾十年內就可達成的。

失去核心價值、習慣於苦難的民族性

而這些到底跟台灣有甚麼關係呢?其實很重要,因為台灣是個華人社會,而我們繼承的歷史包袱沉重,必須要痛定思痛才能夠擺脫。

台灣雖然名義上是亞洲的民主之星,但是這些評比其實有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這些評比都是以唯物辯證的觀點,完全以表象的數據去討論,而完全沒有去思考質性上、文化上在解讀數據上的根本差異。

以實例而言,台灣曾被歐美的非政府組織評為媒體自由亞洲第一以及創新能力亞洲第一、世界第四,而若看看2019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報告中的台灣,有在國外長期做過生意、生活過的台灣人,應該都會覺得這些報告的結論非常可笑。

而事實上,這些報告確實很可笑,至少這些組織訂出來的評鑑標準套用在像台灣這樣官場文化橫行的亞洲國家是非常荒唐的。打個比方,評論媒體自由的Freedom House,他所公布的評鑑標準,是很典型歐美人會想出來的標準:很直接、很客觀。但是問題就是這種標準不可能用在分析台灣的媒體環境上,因為台灣的社會反應問題的方式從來都不會那麼直接。比如說「記者是否有被毆打、恐嚇」、「是否有娛樂、藝術等文化表達方式因政治因素而被禁止」等命題,在台灣是不會出現的,因為台灣的主流媒體向來是家族財團的政治軍火庫,媒體報導出來的是政治協商後,而不是政治協商前的內容。許多人期待的民主「第四權」,在目前的台灣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家族財團干預媒體這事在台灣是本質,不是例外

同理,在台灣的競爭力報告中講到台灣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是世界第一,評鑑標準是以通膨率和壞帳率去計算的,這當然套用在台灣上又會有很可笑的結果。沒錯,台灣的通膨和壞帳率在世界上奇低,但是台灣的通膨低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與央行長期壓制匯率來刺激勞力密集產業的出口,是用犧牲台灣人民手上台幣的消費力去換外匯,台灣的問題反而是通膨過低;同樣地,壞帳率低看似很理想,但是我們卻沒有提到台灣的壞帳率低是因為台灣的房貸完全壓過中小企業貸款,有錢人要買房子幾乎都用貸款,但是一般人要開店卻貸不到錢。數據上看來好像台灣宏觀經濟很穩定,但實際上,台灣每年的產業發展資源都在限縮,國家機器的內臟每年都在逐步壞死,這些數字背後的意義根本不是評鑑者所想的那種先進工業大國的情況。

甚麼東西都是表裡不一,甚麼都可以打假球,這就是我們官場文化恐怖的地方。

老子曾說過「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邏輯說直白點,就是只有在所有道德喪盡後,人才言仁義,而連仁義都沒有了,社會才會以禮法為根基。這就有趣的,很多華人不是自稱中國是「禮儀之邦」嗎?

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道出了我們社會的現狀和我們繼承的歷史包袱。我們過去長期處於以「儒表法裏」的基礎去摧毀其他哲學思想的社會中,所建立起來的官場自然而然也摧毀了台灣人的各種核心價值。

每次台灣選舉,我們都可以看得出缺乏核心價值的社會的荒唐之處。平常到處收賄的立委會跳出來指責其他立委參與黑金政治、原本是黨國體系的新聞局長說要為人民發聲、在台灣實施四十年戒嚴的政黨旗下民意代表聲稱其他黨進行戒嚴,此類口是心非、是非顛倒的政治言語,在台灣是主流

這樣的政治面貌,代表我們的民主,其實是非常純粹的民粹。

昏君文化

說到無核心價值,2020這次選舉也是讓我們看到了血淋淋的例子,看到不光是政客,有許許多多的選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國家隨時都可以賣。

這次40以上族群多數支持韓國瑜,也讓這次選舉被譽為是「世代對決」。

要講到世代對立,不如深入討論台灣人,尤其是台灣人的「輩分傳承」和「情緒勒索」的昏君社會文化。

其實去看待台灣40歲以上族群,要針對這族群討論「剝削感」實在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因為台灣經濟在六零年代開始起飛,基本上有參與到「台灣錢淹腳目」年代的人,都在八十歲以下,而享受到台灣電子業最後一波榮景的,現在也是四十歲以上。

也就是說,這批自認在近幾年來被政府掠奪,而且認為政府防備中國是在鎖國的,竟然享受台灣最多經濟資源的人。到了這個地步,其實不用多討論甚麼核心價值,因為基本上甚麼人人平等、比例原則、共榮這類的價值通通都已經被抹煞掉了。

倒是很明顯地,會有這種想法的人,思維模式很有可能是:

  • 我過去能享受到的,不管背後原因是善是惡,只要剝奪了我享受的權利就是罪惡
  • 我們這一代享受的權益,下一代無法延續,那是下一代必須接受和承擔的,不是我
  • 我們這一代受過的苦難,下一代也應該要承受

如果這種觀察為真,那這呈現出來的,就是華人歷史上最常見的世襲制的昏君文化。

為什麼說是昏君呢?

昏君正所謂昏鈍的君主,即背信且濫權的主公,這是種中央集權和階級化社會容易造成且不易反制的人格特質。上面討論過華人官場文化的特色,也不難懂為什麼上至國君,下至父母,台灣社會都很容易出現這種人格。

基本上有昏君人格的人,認為「輩分傳承」比對錯重要,因此只要一天他在輩分居上,他就一天不能被挑戰。

而這種思維也必定靠「情緒勒索」來達成目的:如果是老闆,他會數落員工不知感激員工靠他養家,不懂得共體時艱;如果是父母,他們會說年輕人翅膀硬了,不懂的敬老尊賢。

這種情緒勒索在邏輯上算是一種無理取鬧的人身攻擊,但其卻充斥我們台灣人的社會。而這種昏君文化弊病並非止於這次的「世代對決」,而是台灣不分黨派、不分年紀常用的辯證法。而受到情緒勒索的人,也是習以為常,逆來順受。

這種昏君式辯證法,使得台灣人認為在政治上爭取人權和基本權益世以下犯上。與其推翻昏君,台灣人更希望踏入昏君的庇蔭之下分油水。

結果?台灣酸民文化氾濫,不但不支持解決問題,反而會言語甚至肢體攻擊嘗試破壞這腐敗的官場酬庸體系的人。

筷子文化:台灣經濟奇蹟

從文化生成的角度來看,其實也不難理解現代台灣工業經濟的本質以及其90年代後國內經濟的逐漸衰退。

台灣雖然有已開發國家的物質面貌,但是其實台灣在產業的文化底蘊、組織能力和核心技術上,其實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

這問題的癥結其實很單純:中世紀結束後,現代社會的工業發展進程可以從科技發展、自由資本市場、組織管理方法、外交關係和勞動市場四個層面方面去探討。

論科技發展,現代社會建立主因是熱兵器、航海技術、保存技術的發達,讓歐亞大陸的文明核心從內亞的陸權國家轉移到歐洲的海權國家。在往後的數個世紀和可預期的未來,掌握基礎科學研究和核心技術發展的人才和知識是維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一環。

接著就不得不提到自由資本市場的作用,因為過去兩百年內國際金融秩序的建立,使得不管是投資研發、物流還是工業使得世界經濟不斷整合。因此一要刺激產業發展的國家,其金融體系必須要有能力吸引國際資本,而長期下來也必須不斷地去維持國內投資標的的投報率。中國而言就是新興經濟體中做到前者,但是後者做得一蹋糊塗的典範。

而當世界經濟不斷地整合、科技複雜度越來越高,如果去有效管理各類組織,就成了一門專業。舉例說明,許多先進國家的龍頭企業,多半都是以組織管理為核心的企業。以P&G、3M、Intel等公司為例,這些公司旗下掌握的生產資源其實不多,但是這些企業透過組織管理上(包含營運、行銷、設計、研發等組織)的不斷創新,反而成為其生產夥伴的價值核心所在。換句話說,產業鏈中大部分的價值是集中在能持續創新且能有效管理組織的企業,而非實際進行生產製造的廠商。

全世界資本和資源的流通,自然也攸關一個國家的外交能力。但是經濟資源和外交的關係並非單向因果,而是一因果迴圈。

最後,要進行生產還是得仰賴足夠的勞動市場,但是勞動市場的競爭力自然也分為高知識人才和勞力密集兩種。

從這幾個面向去分析台灣的經濟發展路線,應該不難看出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其實主要是建立在勞動市場上,隨著經濟動能才帶動了部分的資本市場和中低階的技術革新。而台灣產業最大的弊病就是一直沒有提升勞動市場的素質等級,也因此沒有足夠的薪資壓力去推動企業在組織管理上進行大力轉型。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經濟奇蹟,其實可以稱作是「筷子文化」奇蹟。因為台灣後來不管在半導體、汽車、光學、化學、醫學、網路等產業的經濟產出,都跟筷子一樣,是一種比刀、叉、匙還要更便宜好用、CP值很高的餐具,但是卻也是各個面向都只做能到七十分的窘境。而在面對一個擁有更龐大勞力市場的中國也同樣在搶七十分的生意時,下場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台灣產業長期的蕭條其實並不是甚麼特定的短期政策造成,而是台灣人民族性衍生出的產業發展和經商模式導引出幾乎可說是必然的結果。

因此,在面對台灣政界、商界的口水戰時,最令人憤怒的,就是不管哪朝哪代,台灣經濟頹勢走到了這步田地,還是沒有幾隻貓願意跳出來導正台灣的整體產業發展策略,反而有越來越多打假球的情況。

而說到年輕世代對於政府和未來的期許,多半仍止於自我安慰和阿Q心理,這些長期而言都救不了國。

日本化與波蘭化的未來

所以到底台灣的未來是長甚麼樣子?

如果要揣測,個人以為台灣的整體產業環境會日本化、勞動市場則是會波蘭化。

所謂產業環境日本化,意思就是台灣的未來會像過去三十年的日本一樣,整體的產業競爭力停滯甚至衰退,且國內勞動市場薪資凍漲。而同時,台灣也會像日本一樣,仍然保留一定的工業競爭力,維持一些局部的「隱形冠軍」,但是宏觀而言,都止於單點競爭力。

而日本化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一大部分靠資本輸出,而這件事情在台灣早已經發生了。日本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而台灣則是世界第三大的海外游資持有國,台商在海外囤積的資金超過台灣一年的GDP。可見,像日本和台灣這樣的國家,有錢人最後靠著資本輸出賺錢,但是大部分的國民都是過著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

而日本的蕭條的原因,其實跟台灣也有點類似。不少人喜歡將一切歸咎於美國對日本發動貿易戰、打壓其DRAM和其他電子產業的說法,但是這又是過度盲信唯物辯證法的陷阱。若改以二元(或多元)觀點去探討歷史,其實你會發現如果從上面提到的幾個面向去分析,就可以看到日本在組織管理上和高階勞動力素質明顯落後於歐美。故此,在日本國內勞力密集產業不斷消失後,在九零年代開始走入蕭條,幾乎是必然的結果。當時與美國的貿易糾紛,其實只是個導火線,因為若拉到2020年,日本擁有美國以外最多的銀彈,但是其科技業(尤其是軟體業)卻無法重振雄風,這已大致上說明了一切。

而台灣方面,如果這幾年再沒有明顯的改變,我們的未來會跟日本一樣,只能靠不斷向國外輸出資本來賺錢。非但如此,台灣會比日本更慘,因為台灣的組織管理能力和高階人才素質又比日本更差,而且文化產業基礎差距更大,觀光業也發展不起來。台灣現有條件下會產生的資本輸出社會,恐怕會比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還要更極端、更惡劣。

而論及勞動市場波蘭化,指的是台灣高階人才出走或是發展成為相對廉價的離岸代研發中心。

波蘭是歐洲最大的勞動人口輸出國,不管是高階還是中低階勞動力,對歐洲各國輸出的人數都相當可觀。而因為波蘭相對於西歐和北歐其勞動力是物美價廉,又有不少受過教育的技術人才,因此成為歐美大企業的二線研發中心的首選之地。而這種勞動市場發展模式最大的問題就是隨著技術人才的薪資水漲船高,國內其他人才,尤其是攸關國家產業組織能力的人才卻沒有得到同等的重視,會形成一種薪資陷阱,讓波蘭除了跟隨西歐、北歐、美國等先進國家走以外,獨立創新的能力非常有限。

而波蘭的現象在台灣也已經發生了,台灣這幾年許多外商、外國新創進駐搶人才作為二線研發基地,但是這些公司組織管理的核心卻仍然是在歐美等國。長期下來,台灣其他方面的人才並不會有等質的發展,台灣產業獨立創新的能力會隨著各行業薪資結構失調而越來越弱。這部分從台灣工程以外人才的低薪情況就知道台灣其他人才的競爭力與國際落差有多大。

所以,台灣2020後面臨的困境其實遠比一些統獨議題的口水戰還要棘手許多。而有鑑於2016年後的執政效果,以及過去幾十年的產業發展,台灣目前是看不到有甚麼實質去提升整體競爭力的措施和決心。

對此,是否還能不悲觀,就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