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民主運動

來源:維基百科

抽個空,再來聊聊台灣的民主進步。

再次使個比較非主流的論調:其實台灣的大眾,尤其是台灣的年輕人,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都太過於樂觀。

回到唯物歷史觀的原罪,我們時常會依照一國的憲政制度和直接的事件比較來比較兩國家,但是卻很少去衡量兩地促成歷史事件背後的文化因素。事實上,很多的歷史事件(如武裝革命、經濟蕭條等)背後的文化因素可能不盡相同,就好像美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十月革命雖然都是推翻君主專制,但事實上背後驅動的哲學和經濟思想是不盡相同的,也造就了不同的共和制度,以及明顯不同的結果,並不是一切歷史變故都能簡化成為馬克思辯證法那種唯物因果論。

政治類比的誤判

所以說,討論以上的謬論的意義何在呢?

當然在於台灣民主進程衡量方式的明顯謬誤。

台灣人喜歡用五權分立去比較美國的三權分立、台灣的總統與行政院長去比較法國的總統與總理,還有用台灣的同婚政策去比較歐美的同婚政策,因而得到「台灣的民主越來越成熟,接近先進歐美國家」的蠢結論。

為什麼說這是個蠢結論?因為這種唯物的政治觀與歷史觀,就很刻意地將所有矛盾的反例直接忽略。因為如果要將分權制度,北美、南美與非洲的國家幾乎都是總統制國家,但是其中沒幾個國家的分權監督制度是正常運作的;半總統制國家、內閣制國家亦然,並不是實施同樣的制度的國家都會有相近的結果。同理,台灣通過同婚,但是有同婚政策的國家不單單只有歐美而已,南美許多國家以及南非也有同婚制度,但是這其實跟民主制度是否成熟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樣說,並非否定台灣在鞏固這些制度和人權的成就,但是這此敝人不得不否定這些成就與民主政體的長遠發展有甚麼必要性的連結性,更不可能依此將台灣和其他較先進之民主國家的發展路線畫上等號。

所以,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台灣民主的未來?


第一階段:早期的台灣民主思維

說到台灣的民主,在中華民國因緣際會接收台灣之前,台灣跟東亞大部分地方一樣,都是民主思想的後進,而且許多都是透過日本這樣的二手民主政權來學習民主制度。在1895年短暫存在的台灣民主國,其實根本與民主打不著干係,甚至其另一個稱號「福爾摩沙共和國」的「共和」二字意涵都存疑。當然,台灣民主國只存在105天就瓦解了,在台灣民主思想上難說有甚麼實質的影響。

民主制度本身並非簡單的二分論,而是一漸進光譜,因此在看待各國、各民族、各文明的民主,也應該要去探討各種能促成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的思想來源,以及相對應的公民素養之培育。

要說到現代民主的前身,中世紀後發展最迅速地自然是西歐和後來的美國;而中亞和東歐地區,雖然因為政經情勢落後而延後發展,但是在相對於東亞而言,中亞和東歐地區不管是世俗王權與神權的平衡,還是武士部落的聯盟制度,其政治和社會思想都具備了更多現代民主所需的養成要件。

當然,台灣的原住民部落的首長制度原先也有可能對建立共和制度有某種程度的助力,但很可惜的是在清治時代後,台灣的漢人科舉文化主流已過於強勢,也因而抹去了原住民政治文化對台灣現代民主的影響力。

台灣真正接觸現代民主制度應該要算是在日治時代,而先前提到日本自己本身的民主共和體制都是西歐的二手貨。而日本的歷史背景也提供了其發展一種特殊的日本特色民主共和體制:日本不像華人、朝鮮和越南人一樣引入科舉制度,而且千年來的武士封建文化,使得日本的政經體系比其他東亞地區更扁平化,結構上其實比東亞更貼近於中世紀的歐洲與中亞。當時,如果日本是直接從封建制度走向民主憲政,那或許其民主憲政會更成熟。可惜的是當時日本的幕府和民主化過程中,中間就是出現了個「大政奉還」,加上東亞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的政治和軍事騷亂觸發的民族主義,反而是將日本的政治風氣推向了納粹那樣的極端社會主義,建立了一個反而更中央集權思維的政體。日本人與德意志人思惟上的相似之處,從二戰雙方的整體戰略(和失敗),一直到現代產業和企業的經營方式,都可以看到許多雷同之處。

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幾乎就是東方的德意志民族翻版。

而有趣的是,在歐洲大陸上,德意志民族的民主共和思維算是相對落後的。以英國人為例,在16世紀英國教廷自羅馬教廷分裂出去後,英國成為歐洲許多啟蒙運動(尤其是政治思想)哲學家的集散地。歐洲各地在中世紀時都有不少王國仿效羅馬元老院的議會制度,而在十八世紀初期,英國也是比較早將內政權交付給議會選出的總理的歐洲國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大革命成功建立法國第一共和,成了歐陸內最大的共和實驗室。而第一法蘭西共和其實目標是類似羅馬共和那樣的貴族寡頭政治,並非民主直選。當然,法國第一共和短短十二年的國祚遭遇兩次歐陸聯軍圍剿(第二聯軍還包含英國),內部則是貴族和軍人爭權不斷,最後由擔任行政官的拿破崙解散,建立第一法蘭西帝國。雖然一開始的民主運動沒有馬上成功,但是這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和原本希臘羅馬奠定的政治哲學基礎,使得西歐在中世紀後在民主憲政的發展突飛猛進。

綜觀而言,現代的民主憲政和中世紀的「具民主或共和色彩的政體」之間最難跨越的鴻溝,其實就是將最高行政首長的權力歸還給人民。這不但是英國和法國在中世紀後數百年面臨的挑戰,也是歷史上世界各地許多民主共和國失敗的主要原因。

因為如果要討論民主共和,其實地中海文明圈早在羅馬共和國時期(甚至更早的一些南歐和北非城邦),就已經有首席行政官和元老院的制度。但是,所有的首席行政官都是由元老院的貴族選出,而在掌控大權後,也有不少首席行政官(如著名的凱薩),開始動了架空議會權力的念頭。而這劇本從羅馬共和國一直到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威瑪共和國,一直到中華民國都上演過。

而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其憲法的本質比較類似德意志帝國的普魯士。而原本就是相對落後西歐的制度與文化,又經過了一手,再加上日本國內文化的激進元素,長期下來產生的日本特色民主共和制度,就是現在日本國內可以看到的官僚體系架空民意代表的假性民主共和。在許多面向看來,其實日本並沒有跨越上面講到的「將最高行政首長的權力歸還給人民」,而只是創造了日本首相的虛職,但是真正凌駕於首相與議會之上的,是萬年不變的日本官僚體系。

可見,台灣自日本所接受到的民主觀念有多大的天生缺陷。

而當國民政府遷台後,對於民主思想的打壓就不用贅述了。當時的蔣氏政權,在東北易幟後和與日本開戰之前,其實是德國(1933年後納粹德國)在中國對抗共產勢力的代理人。當時的蔣委員長的治國理念早就與民初的民主共和理想風牛馬不相及,早就投向了法西斯政權聯盟的懷抱。是一直到了蔣氏政權與日本正式進入戰爭狀態(美其名「八年抗戰」),才與美國密切合作。但本質上,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雖然在不同時期曾受美國援助,其政治思想基礎跟美國是完全沒有因果關係的。


第二階段:民主體制的建立

蔣經國過世後,中華民國的政權很有意思地落到了李登輝手上。而李登輝作為一位生長在日治台灣且又留美的政治人物,思想上自然與遷台的國民政府是有一定的出入。在李登輝與李煥、郝柏村、宋楚瑜等人的政爭結束後,其實已經逐漸地改變了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體質。

而這轉變為台灣人民帶來最大的禮物,當然就是總統直選和台灣政治持續本土化。

但是,由於這段變化是透過政爭與修憲,而非大規模的武裝革命,因此對於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並沒有造成根本性的思想與公民素養衝擊。和平的轉移至民主直選,好處自然是沒有明顯的社會動盪,但是卻也將所有台灣先前的文化,尤其是其漢文化的弊病以及其產生出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通通保留下來了。


第三階段:公民意識的革命

很不幸地,一民主國家是否能再繼續成熟,體制只能具名,不能務實,之後的進步要靠其社會文化不斷地去推動改革。這部分所需要的是公民素養,而這卻很可惜地受限於台灣民主直選體制建立時保留下來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結構。

先前提到日本因為受限於其歷史遺留下來的社會文化,其民主系統進步一直都很緩慢。這此我們必須釐清:民主系統的進步代表其社會有能力去有效地提倡政治訴求並保護各類政治訴求昇華成為改革力量的管道,並不代表民主比較成熟的國家一定會比較有錢或是更好的產業發展。但也正因為如此,有許多國家在滿意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像日本、新加坡、 阿聯、韓國等國,就慢慢忽視了提升公民素養和民主系統的重要性。

而台灣身處於東亞,如果台灣沒有積極地去尋求政治文化上的突破,台灣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像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在公民意識上發展停滯,成為有民主制度但是卻缺乏民主意識的國家。

個人以為,歷史上東亞在民主共和制度的哲學思想上落後太多,要在短時間內讓千年來在大一統王朝下生活的人們理解民主思想,其實是有其困難度。而從思想史上看來,東亞的民主發展停滯主要是因為東方文明缺少了現代公民意識所需的三個重要觀念:個人意識、社會利益以及協議共治。

首先先從「個人意識」開始討論好了。

在歐陸文明中,早在古希臘就有許多關於生命意義、個人快樂與國家政治之間連結。這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一直到伊比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早在古典世界中就奠定了穩固的哲學基礎,一直演進至今日。如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就提及:「生命、自由與追求快樂是所有人不能被剝奪的權利」

而在華夏文明史上,在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整體的論述能力遜於古希臘人,但是卻也有相當多元的哲學思想。同樣在個人快樂與國家政治上,其實墨家的個人與社會利益的鍵結、老子中人與道、君王與道之間的關係,或是莊子中自然人生與俗世禮節的對比,其實都已形成了探討個人意識的哲學基礎。

很可惜的是,問題在於沒有持之以恆,罷黜百家後的華夏文明,保留下來的法家和儒家文化對於個人快樂並不特別關心,就連後代的理學,其宗旨也只是透過一些形而上學去包裝先秦儒家經典,並沒有打算跳脫儒家或法家思想的框架。

也正因為如此,在現代東方社會中,追求「個人快樂」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如果有人上街遊行爭取利益,反而會被大批民眾批為製造動亂;同理,老闆不認為需要給予員工更好的待遇、父母認為子女不爭氣,因為認為前人吃苦所以後人不應該享樂。雖然在台灣,我們對民主的刻板印象告訴我們透過民主追求個人的利益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台灣人的認知和所表現出的行為卻正好相反,會處處去打壓提出訴求的人。

也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沒有個人快樂的哲學基礎上,我們認為以個人為出發點就一定是「自私」的,因此必須要凡事為國、為社會著想,但是其實兩者根本沒有牴觸。

接著我們就可以討論到「社會利益」了。

其實華人社會中認為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是自私的其實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因為不管是西方的哲學思想,還是道家、墨家思想,都完全不排斥討論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原因很簡單:因為從形而上學和「真理」為出發點,你很難跳過「個人」直接去討論「社會」,畢竟沒有個人哪來的社會?

只有在儒家和法家這種沒有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哲學學派,才會輕易地將「個人」和「社會」完全拆開來討論。而事實上,不照顧「個人」利益的「社會」利益,站得住腳嗎?「社會」利益是否就只代表了「掌權者」的利益呢?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在華人社會中你會發現到一種很變態的現象,那就是「社會利益」在華人社會中基本上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概念。柏楊曾批評說只有在華人社會中才會把充滿臭鞋子的鞋櫃放在樓梯間和公共空間中,因為華人普遍認為污染公共空間無所謂,只要不會危害個人利益就無所謂。事實上,在台灣確實可以看到大家對於公德心的漠視,從公共空間的整潔、公共建設一直到勞工權益等公共議題,幾乎都是被擺在個人利益,尤其是個人經濟利益之後。

因為其實在台灣大家都知道,很多被提出的社會利益議題,其實根本都是在維護台灣權貴的利益而已。故此,大家不但不認為國家不會照顧個人利益,個人更不會去為國家整體利益擔責任。

而在沒有奠定社會利益觀念的民主國家中,是很難有正向性的民主程序的。

最後台灣和華人社會缺少的民主意識要素,就是「協議共治」的觀念。

先前有稍微提到,共議、共治的觀念在歐洲和中亞已經實施數千年,是已經深植人心的概念。而在中世紀以前,各方勢力協議共治的需求,來自於互動密切的小型政治個體,而且常常都是以封建制度呈現。以中世紀的歐洲為例,西羅馬帝國瓦解後,拜占庭帝國在義大利半島節節敗退,到了第八世紀,羅馬教廷為了自保,決定拉攏查理曼大帝,加冕其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透過此建立了一個拉丁人與日耳曼人政治協商的平台。

而往後的七八百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其實只是帝國國土內各大王國、城邦形式上認可的一位盟主)和羅馬教廷教宗,分別代表著世俗君主和神權領導,成了歐陸上最大的兩大政治勢力。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和大航海時代,透過貿易而致富的商人階級也開始直接影響歐陸政治。而數千年來多方角力的結果,就是更成熟的議會政治、分權監督和外交協商系統。

同樣地,回到春秋戰國時期,那是華夏文明封建制度的高峰期,隨後就是逐漸被大一統帝國系統取代,在科舉制度建立後,基本上就被效率低落的士大夫官僚體系給取代了。而除了部分胡人建立的帝國(如唐、元、清等)會擁有比較扁平且平等共議的軍事和政治制度以外,在華人主導的帝國中,多是極力打壓民間的宗教、武裝甚至商業集團的力量,並不與朝廷官僚體系外的勢力進行正面的協商,更甭談和平共治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基督教、拜火教與明教其實早在唐朝就已經隨著胡人傳入華人地區,但是正史上卻很少看到相關的紀載。而像唐武宗就曾因為維護道教為國教,而對於境內的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下禁令,迫使國教以外之宗教藏匿於民間。當然,朝廷的禁令不可能會能將這些宗教甚至武裝力量趕盡殺絕。因此,在閱讀華夏歷史的時候會覺得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像是張角、朱元璋、洪秀全等有宗教色彩的武裝革命人物,竟然可以在民間集結數百萬大軍去挑戰朝廷,就可以看出華人的大一統體系是種掩耳盜鈴的治國綱領。其中除了朱元璋當了皇帝可以影響歷史詮釋以外,其他這些龐大的民間宗教和武裝勢力都被正史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因此,對台灣人(和華人)而言,長久以來都是打從心底不相信公權力的。

因為當權者從來沒有協商共治的機會和意願,華人不像歐美人一樣認為自己能夠透過檯面上的政治平台去改變現狀。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歷史上各朝各代都充斥著大量的黑道勢力,因為這些被朝廷忽略、掩蓋的勢力,為了自保必須轉型成地下組織,並且擁有自己的金融、政治甚至武裝體系。同理,台灣的黑金政治,並不是一兩人的作為,而是華人歷史一慣的政治常態。

除了百姓沒信心、地下勢力猖獗以外,在沒有協議共治觀念的情況下,統治者幾乎一定會走向獨裁。

台灣今日的病徵也很明顯,台灣的政體在修憲後仍然維持超級總統制的格局,五權分立為虛設,黨團獨大才是事實。

而台灣的財團、黑金以及黨團已經是三位一體,許多熱衷政治的台灣年輕人尚不了解的是:其實台灣的直選、公投、行政等機制實際效用很有限,真正掌握台灣命脈的財團與黑金體系,根本不需要透過民主憲政去影響政治,通通都是走暗門。而這暗門跟歐美人說的暗門不同,別人說的其實只是「利益衝突」,我講的暗門其實就是大喇喇地「賄賂」、「買票」和「收錢辦事」。

台灣社會中是沒有民主政治中該有的「利益衝突」的觀念的。台灣很多看似莫名其妙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治現象,其實都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實體本來就地下化,目前的民主制度其實大部分都是個香堂而已。

因為說穿了,台灣的政經文化,其實在中美之間,只有表面的制度像美國而已,實際運作方式是更相近於中國。


東亞的民主是否還有第二成長曲線?

其實很多年輕人在吹捧台灣是亞洲最先進的民主國家,其實這一來沒有甚麼意義(亞洲本來就沒有甚麼太先進的民主),二來是有點言過其實。

缺少了上述的三個公民素養基礎:「個人意識」、「社會利益」和「協議共治」,東亞的民主國家勢必會像日本這樣停滯。如今,韓國的情況並沒有比台灣好上多少,而新加坡則是根本還沒上車。台灣的民主若要跳脫型式而真正在往上發展,我們一般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和其哲學意義勢必需要再進行一番教育。

至於這教育是否可行,敝人自己是覺得很難講。

人是最容易也是最難改變的政治實體。要改變人很容易,實施戒嚴、大開殺戒,過了兩個世代後,一個國家的國族認同就改變了;但是要改變人也很困難,談自由民主談了一個半世紀了,華人千年來的習性,大部分還是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