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與個人主義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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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台灣人很喜歡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去區分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其實這種分法不但很膚淺粗糙,更是誤解了兩方的底層文化元素。

用集體與個人主義的粗糙辯證方式去評論東西方文化,很容易就會被以下問題問倒:

講究個人主義的國家,為何仍有相當高社區參與度、政治參與度和公益參與度?

講究集體主義的國家,為何有很多自掃門前雪、濫用公共資源的行為?

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大家是透過各自的利害觀念去凝聚一個可以照顧我們個別利益的集團,請問參與民主政治這是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的表現?

這些問題點出的矛盾,是很難用集體與個人主義的辯證模式去釐清的。

德行倫理學的分歧

我個人以為,要討論這命題,首先可以先從東西方哲學德行倫理學的發展上去討論。

用比較粗淺的方式去解釋,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簡單而言就是用美德去定義「對」與「錯」的標準。

這些美德可以是勇氣、是慈悲、是慷慨,可以討論的美德種類實在太多了。

在西哲中,以美德作為倫理學基礎的學說,稍微有點初步架構的應該要算作是柏拉圖,但是真正深入探討的並嘗試定義美德與符合美德之行為,則是要到亞里斯多德才有。而在東哲(或許應該稱之為中哲)中,同期的儒家、墨家其實都有些德行倫理學的底蘊。

但是,敝人在這邊要講一句可能會讓很多獨尊先秦儒家的學者很不爽的一句話:那就是其實同期的儒家思想,在定義德行上,無論是在言語的精細度和邏輯上的流暢度,都遠遜於同時期的希臘哲學。這其實不難懂,因為華夏文明中邏輯學的發展一直都相對落後,因此在論述的邏輯性上差上一截其實也不奇怪。(題外話,就連號稱華夏邏輯始祖的名家,文獻中都有常常搞不清楚「A未定」和「A不成立」的情況)

故此,雖說古希臘的邏輯跟啟蒙時期發展出的現代邏輯相比根本就是扮家家酒,但是光是用古希臘的邏輯標準去評估先秦儒家,會發現後者在很多觀念上的定義和論述都是非常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

二十世紀開始有很多極力想要鞏固「中學」地位的學者很喜歡把先秦儒家奠定的思想講得好像很博大精深,把其中極大的的歧異性解釋成為難以理解的「玄妙」。

其實敝人看來這些都是放屁,其實很多人以前上課閱讀中哲時搞不太懂「仁」、「義」的定義和範疇,其實這不是讀者的錯,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哲學家真的解釋得很爛,連自己的門生都看不懂。甚至有時候看來看去,會覺得甚麼行為合乎「仁」,根本都是孔子和一些儒家士大夫自己說了算。這個現象在宋朝理學發展時改善很多,至少朱熹以「理」、「氣」的形而上學去解釋仁義稍微還有了點明確的辯證框架,但是這水準其實也只比柏拉圖稍微好一點點而已。

為什麼要討論這些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將華人的「儒家思維」明確地跟西哲的德行倫理學做個明顯地比較。

儒家之所以可以在邏輯上如此含糊的情況下發展數千年,一路存活至今,其實跟其與中華文化之間的依存性有關係:雖說儒家有德行倫理學的底蘊,但是儒家的經典中,即使嘴巴上一直提「仁」,但其實儒家真正的標準在於「禮」,不是「仁」。

換句話說,儒家很喜歡討論甚麼樣的禮數合乎於「仁」,卻很少去討論在「仁」的標準下,每個人應該會因為碰到的情況不同而有不同的行為。反觀,若以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說去討論對錯,會發現所有的行為之對錯都是相對於情況而定,而不是有特定的行為就絕對合乎美德。

其實儒家的這種思維發展沒多久就露出馬腳了,其實很多關於君臣、孝道的論述,都是已經脫離德行倫理學而走向制式灌輸。久而久之,儒家思想留下來的,已經不是在討論仁、忠、誠、義等美德,而是在討論面對甚麼樣輩分、甚麼樣的階級的人應該如何行為,才合乎倫理。

先奠定這點,我們才能夠繼續討論下去。


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

延續上小節的結論,其實歐洲的倫理思想發展,基本上從古希臘時期就不斷地將德行倫理學不斷地套用在不同的情況,不管是深植羅馬文化,還是之後隨著天主教的形成而宗教化,不管你要評為高尚還是虛偽都好,總而言之就是用美德去凝聚社會倫理的核心價值。而遠在另一邊的華夏世界,則是從先秦儒家開始,德行倫理學就開始逐漸被階級化的社會倫理思維侵蝕,慢慢地用行為規範去取代核心價值。

進入了現代,啟蒙時期歐洲的哲學家紛紛意識到德行倫理學的缺陷:過去的德行倫理學,尤其在天主教勢力的把持下,常常會用神權的單面認知而去決定對錯。

當天主教廷勢力大幅衰退,歐洲(和往後南北美州)各地就開始興起保護個人的自由以及現實生活的經濟利益的觀念,也催化了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等新倫理學說。(註:哲學上的功利主義意思並非為自己獲取最大的金錢利益,而是一個用分析優劣勢來決策的倫理框架)

很可惜的是同時期的中國地區並沒有產生這些倫理學說的必要條件:主要原因是因為明帝國與清帝國,在中國地區史上,都是文字獄相當嚴重而且積極進行中央集權的政權。在這歷史背景下,原本就已經很缺乏倫理辯證的華夏文化,在近代政治結構僵化的陰影下,根本不可能會出現更務實、去中心化的倫理辯證架構。

因此,在經歷三四百年後,歐美的主流思想,深深地受啟蒙時期產生的倫理學架構影響,現代歐美國家的憲法,多半是以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以及二十世紀後的關懷倫理學(Care Ethics)作為基礎而設計的。

也因為如此,在歷史上有如此深的倫理鴻溝,東西方的社會文化面貌才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西方真的只有個人主義嗎?

這就講到了事情的核心了,為什麼歐美近代發展出的自由主義架構,會被我們認為是「個人主義」呢?

自由主義雖說是保護個人的自由,卻不代表是一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比如說啟蒙時期的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也有人稱之為laissez faire liberalism),主張的是透過保護個人的經濟自由和行為自由為原則的倫理和經濟學說;反觀十九世紀後的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則是提倡要根據社會整體的利益去進行資源的調配,並且透過規範市場經濟來保護個人自由不被有心人士掠奪。後者算是現代歐美社會的主流思想。

暫且不論各類自由主義學說的好壞,但在此我們已經可以看見自由主義雖然出發點是保護「個人自由」,其學說其實都有延伸至保護整體社會的利益。因此用「個人主義」去解釋西方社會主流的自由主義,是相當不恰當的。


我們真的是集體主義嗎?

要說是台灣乃至華人社會是集體主義,這部分更是弔詭了。

因為如果台灣人真的那麼注重「集體」的利益,那很多像是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主權、炒地皮炒到大部分台灣人買不了房子、一般民眾打壓工會遊行等這些很明顯違反整體社會利益的行為,就不會那麼猖獗了吧?

回溯先前講到的德行倫理學,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其實是因應情況,並非所有類似的行為都無條件符合美德。故此,並不是因為台灣人很依賴各類社會集團,就代表台灣人真的在乎集體主義。

在儒家思想過去上千年行為教條化下,其實台灣人對於集體的關注,純粹是因為被灌輸的利益共生觀念。其實從我們台灣人行為看來,台灣人非常不注重公共空間的維護,因為自己方便而無視他人權利的行為可以說是常態。尤其是喜歡將臭到不行的鞋櫃放在公共空間、會去商場偷醬料這種行為層出不窮,就可以看出我們並不是特別有公德心的一群人。

甚至你可以去判定說我們對於群體的觀念就只有「利用」,社區、社會、國家,只要沒有利用價值後隨時可以丟,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極端自私的。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很多的公平正義運動都推動得超級慢,不管是從白色恐怖受害者平反、到居住正義、到年金改革、到資訊安全,為了鞏固少數的既得利益者,這些運動不斷地被杯葛,直到近年政權轉移後才有進展。

其實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甚麼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而是應該去思考我們缺乏核心價值的倫理觀念,不管是美德、自由還是利益最大化,在台灣社會中都是相當模糊且不斷自相矛盾的。

這種論述上缺乏的清晰度,才是我們現在跟西方社會最大的不同。